“你让我觉得我知道自己是谁。”
在她父亲来看望她的那个下午，她尽量跟戴维解释看到自己的父亲哭泣时，她感觉如何。他尽量安慰她，开导她。但没过多久，她抽身走开，进了另外一个房间独自伤心，那阵沉默持续得有点太久，让他感觉不自在。
“你看，”他跟她说，“你干吗不给他写封信。你想的话，花三四天时间来写吧，写得好一点。然后你就能把整个这件事置之脑后。人们都是这样做的，难道你没注意到吗？人们学会把事情置之脑后。”
一年半后，他们结婚了，是在一间基督教长老会教堂，跟戴维当时工作的占地广阔的校园离得不远。他们住了一套宽敞的老式公寓，来访的人总是觉得那套公寓“有意思”，有一阵子，他们觉得除了乐于两人在一起外，其他需要做的事情很少。
但是没过多久，戴维开始为越南战争的爆发而担心得很厉害，而且一担心就是很久。他在课堂上愤怒地谈到这场战争；他帮忙散发请愿书，组织校园集会；有几次，他因为这场战争而独自喝闷酒，把自己灌醉，半夜两三点跌跌撞撞爬上床，还不清不楚地嘟囔什么话，直到他在苏珊睡觉所形成的一团暖意中沉沉睡去。
“你知道吗？”有天晚上他在厨房帮她刷碗时，他问她。“我觉得尤金·麦卡锡会是下半世纪最杰出的政治英雄，他让肯尼迪兄弟显得让人恶心。”
那天夜里晚些时候，他开始抱怨他首先从来不喜欢学术生活。“教师们真的跟世界脱了节。”他端着一杯酒戏剧性地在客厅里走来走去时告诉她。她拿着缝纫篮子，蜷坐在沙发上，在缝补他一条裤子上绽线的地方。
“岂有此理，”他说，“我们读到世界上的事，也会谈论那些事，可是我们从来不是其中一员。我们被锁在某个地方，在一条铁路侧线上或者在云端。我们没有行动，我们甚至不知道该怎样行动。”
“我总觉得你是有行动的，”苏珊说。“你运用你的专业技能，跟别人分享你的知识，所以你帮助拓宽和丰富人们的头脑。那难道不是行动吗？”
“啊，我不知道，”他说，他几乎准备偃旗息鼓，放弃整场讨论。贬低自己的工作，也许只会动摇她尊敬他的基础。另外还有个想法更让人心里发凉：她说“那难道不是行动吗？”，可能是个暗示，指的是“行动”在戏剧上的意思[1]，似乎在特恩巴尔上的那么多节课，当他在教室前面边说话边走来走去，一次次短暂间隔之后又去看她——似乎那一切，都只不过是一个演员应该会做的。
他静静地坐了一会儿，直到他想到这也可能被认为是种表演：一个男人拿着一杯酒，在灯下闷闷不乐。所以他又起身走动起来。
“好吧，”他说，“可是你看。我四十三岁了。再过十年，我会趿拉着拖鞋，会看《默夫·格里芬节目》，会因为想让你赶快把爆米花拿来而爱生气——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问题是，整个麦卡锡这件事很吸引我，我真的想加入进去——如果不是跟麦卡锡本人，那就至少是跟和我们立场相同的什么人，他知道世界将要瓦解，除非我们能够把人们叫醒，让他们——帮助他们看到自己的——哦，狗屁，宝贝，我想从政。”
后来几个星期里，他发出了许多封措词仔细的信件，紧张兮兮地打了好多电话。又联系上以前的熟人，因为这些人，又结识了新的人；在不同城市跟一些人见面，吃午饭，他们要么能帮助他，要么帮不了，他们经常对此秘而不宣，直到握手告别之时。
到了最后，在想为麦卡锡的竞选运动做点有用的工作都为时已晚时，戴维被聘请为一位名叫弗兰克·布莱迪的英俊而精力旺盛的民主党人撰写发言稿，布莱迪当时在一个工业化程度很高的中部州竞选州长，几份全国性刊物都赞赏过他的“魅力”。后来弗兰克·布莱迪竞选获胜，戴维被留在州长办公室，成了州长小圈子的一员。
“哦，不仅仅是写发言稿。”他们把自己的物品安置在州府单调的大城市郊区后，他跟妻子解释道，“发言稿还只是小意思，我多得多的时间，是花在这种事情上——嗯，比如编写立场文件，并随时更新。”
“什么叫立场文件？”苏珊问。
“这个嘛，弗兰克得对所有问题都有现成理由得来的充分意见，例如越战、民权，这不用说，但是还有很多其他方面：农产品价格、劳资关系、环境等等那些。所以我做点研究——哦，办公室里有一些很出色的研究人员，让我写得容易——我打出来四五页纸，也就是弗兰克可以在几分钟内读完并且领会的，那就是他的——那就是他的立场文件，成为不管什么时候，只要讨论到，他都会采取的立场。”
“哦。”苏珊说。她一边听他说，一边认定他们的沙发和咖啡桌现在摆的位置显得不合适，也就是靠着这个陌生而比例奇怪的房间内远端那面墙。把它们搬到这儿，把这些椅子放到那边，也许能够再现他们以前那个“有趣的”地方让人感到愉快的秩序。可是她对自己的计划不抱很大希望：新的摆法很有可能也看着不对劲。“嗯，”她说，“我明白了，要么说至少我觉得我明白了。这意味着除了撰写从这个人嘴里说出来的每一个词——当然除了上电视脱口秀，那种时候，他只是嘴里嘟嘟囔囔，对电影明星咧着嘴笑——除了那一点，你还替他思考，对吗？”
“哦，得了吧。”他一边说，一边夸张地做着手势，以表示她有多傻，大错特错。他希望他们不是坐在椅子上，因为如果他们是坐在沙发上，就可以把她揽到怀中。“宝贝，好了，你看，弗兰克·布莱迪没有任何背景却上来了，他是靠自己奋斗成功的，不欠谁什么。然后他掀起一场声势浩大、鼓舞人心的竞选运动，顺利当选州长。有几百万人信任他，相信他，视他为领袖。另一方面，我只是个雇员——他的助手之一，要么我想可以叫做特别顾问。我灌输话给他，真的就那么差劲吗？”
“我不知道；我想不是吧。我是说那样也挺好，不错，你所说的一切；不过对了：我真的很累。现在我们可以上床睡觉吗？”
苏珊怀孕后，她挺高兴地发现自己喜欢这样。之前她听到好多女人说过怀孕，说那样就要忍受漫长的折磨，然而现在一个又一个月过去，她只感到自己是在平和地成熟。她胃口不错，睡觉也好，几乎从来不紧张，快到生产时，她愿意承认自己喜欢在公众场合时素不相识的人对自己的礼遇。
“我几乎希望能永远这样下去，”她跟戴维说。“怀孕的确会让你变得迟钝一点，但是让你感觉——真的让你的身体感觉舒服。”
“好，”他说，“我知道会这样的。你是个本色女孩。你所做的一切——很本色。我想那是我一直最喜欢你的一点。”
他们给女儿起名叫坎迪斯，她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变化。他们一下子放弃了可以独处的时候，整天焦躁不安，一切都显得脆弱，感觉不对劲。可是他们都知道不能抱怨，所以想方设法鼓励和安慰对方，他们度过了难熬的最初几个月，未犯下什么错误。
一年几次，戴维去一个遥远的东部镇子看望他头一次婚姻留下的孩子，每次都过得不愉快。
那个男孩现在十六岁了，上高中，每科都不及格，而且好像无论怎样努力，也交不到朋友。他在家里，大多数时候不说话，躲着人，听到他妈妈委婉地建议“专业辅导”和“寻求帮助”就往后缩，只是在看到电视上最傻的笑话时，才会哈哈大笑。显然他很快就会离开家，去加入无定型的嬉皮士世界，在那里，脑子好不好不怎么要紧，友谊像爱一样，处处皆有。
那个女孩十二岁了，有前途得多，不过她可爱的脸上有大块大块不好的皮肤，好像永远一副闷闷不乐的表情，似乎无法停止思考关于失去的本质。
他们的妈妈，以前这个女孩曾让戴维·克拉克相信自己的生命本身维系于她（“这是真的，我是说真的，没有你我活不下去，莱斯利……”），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受到岁月摧残、心不在焉、又矮又胖、让人垂怜的乐呵呵的中年人。
他总是觉得自己闯进了陌生人的家里。这些人是谁？他一再问自己，看来看去。这些人按说跟我有关系吗？要么我跟他们有关系吗？这个可怜的男孩是谁？这个悲伤的小女孩是怎么回事？这个动作笨拙的女人是谁？她干吗不收拾一下自己的衣服还有头发？
他对他们微笑时，能感觉到嘴巴周围的细小肌肉和眼睛在每次微笑时都表现得彬彬有礼。他跟他们一起吃晚饭时，也可以说他是在一间老而出名的自助餐厅里，为了方便而跟人共用一张餐桌，但餐桌上的每个人都埋头吃东西，彼此尊重不受打扰的需要。
“嗯，我是不会感到惊慌的，戴维，”他有次把前妻拉到一旁讨论他们的儿子时，她说。“这个问题一直有，我们只能在那种前提下处理这件事。”
探望快结束时，他开始数时间。三个钟头，两个钟头，哦，天哪，再过一个钟头——直到最后，他在街上大口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他自由了。那天夜里坐飞机横跨半个美国回来的一路上，他把干烤花生嚼得咯咯响，喝波旁威士忌，尽可能让自己什么都不想，并保持那样。
最后，凌晨三点钟他到家了，累得发抖。他把行李箱拎上自己家房子的台阶，拎进客厅，他在墙上摸索灯开关。他本来想踮着脚很快穿过那几个房间，上床睡觉，可是不仅没有那样做，而是不得不在明亮的灯光下站了好久，看来看去，让他感到震惊的是，他有了种感觉，就是之前从未见过这个地方。
谁在这儿住？他开始沿着黑黑的走廊走过去弄清楚。宝宝房间的门只是半掩着，里面不是很亮，可是他能看到高高的白色婴儿床。细细的栅栏之间，他能看到在爽身粉香味和好闻的尿味重重包围下有一处隆起的地方，几乎不占什么地方，但是似乎就在其静止中，也散发着能量。里面有个活人，很快就会长大，长成什么样的人都有可能。
他快步走进另外一个黑暗的房间，在里面，他只让来自走廊那边刚好够亮的灯光来指路。
“戴维？”苏珊半睡半醒中说，一边费力地在被子里翻了个身。“哦，你回来了我真高兴。”
“是啊，”他跟她说，“哦，天哪，宝贝，我也是。”
在她的怀抱中，他发现自己的生命毕竟尚未结束。
苏珊发现这座州府城市几乎没有什么让人喜欢的：它绵延好几英里，不管你往哪儿看，它都根本不会真正像是一座城市。树很多——那样挺好——可是剩下的好像全是购物中心、加油站和外表光鲜的快餐连锁店。宝宝长大到可以坐轻便婴儿车时，她希望自己也许可以去探索市里的新地方，有更好的发现，但到头来也是白希望一场，就跟她希望戴维一开始没有为弗兰克·布莱迪工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