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霍根·贝克喜欢告诉别人她的父母都是大字不识的爱尔兰移民，她在大萧条那几年里，一直为西切斯特县的几份报纸写专题故事。她在位于新罗谢尔市的家里工作，可是每天都开着一辆锈迹斑斑、抖抖晃晃的A型福特车在路上跑。她开得又快又不小心，经常嘴角还叼着一根烟，烟雾让她眯上了眼睛。她长相漂亮，金发，健壮，结实，仍然年轻，发现什么荒唐事时，会发出响亮的笑声，而这根本不是她本来给自己安排的生活。
“你能弄明白吗？”她会问，通常是在晚上喝了几杯后。“自力更生，从农民出身奋斗出来，又上了大学，在一份郊区报纸干一份不起眼的破工作，因为当时觉得那样混上一两年挺不错，现在看看吧，你能弄明白吗？”
谁都弄不明白。她的朋友——她总是有佩服她的朋友——只能认可她真是时运不济。和她做的那种工作及其带给她的压抑、沉闷的环境相比，她真是太大材小用了。
早在二十年代，她还是个女孩，是新罗谢尔市一份《标准星报》的爱做白日梦的记者时，有一天，她从办公桌上抬头看到编辑部里有个高个子、样子腼腆的年轻人被人领来领去。那是报社的一位新员工，名叫休·贝克。“就在他走进来的那一刻，”她后来说过很多次，“我就想：我要嫁给这个人。”倒是没过多久，不到一年他们就结婚了，两年后有了个女儿。很快一切都分崩离析，其中原因，伊丽莎白从来不愿多说。休·贝克独自搬到纽约，最后成了一份晚报的专题故事作者，经常因为编辑们所称的轻松笔触而受到赞扬，就连伊丽莎白也从未贬低这一点：好多年里，不管记恨不记恨，她总是说在她认识的男人中，只有休·贝克能真正让她哈哈大笑。但是现在她三十六岁了，一天即将结束的多数时候无事可做，只能回到在新罗谢尔的楼上公寓，假装跟孩子在一起很开心。
伊丽莎白自己开门进屋后，一个矮矮胖胖的中年妇女正在厨房里的烤炉前干活，她叫埃德娜，她的衬裙总是露出裙子下摆至少一英寸。
“什么都好像挺好的，贝克太太，”埃德娜说。“南希已经吃过晚饭，我只是把这个用小火放在烤炉里，好让你准备好什么时候吃都可以。我做了挺好的砂锅菜，很好吃。”
“好，埃德娜，那样就好。”伊丽莎白脱下用旧了的开车用皮手套，这样做时，总是下意识做得动作夸张，如同一个骑兵军官骑了很久的马，下马后取掉护手手套那样。
她们进去看南希时，看来她已经准备好上床睡觉：她穿着睡衣在睡房地板上玩，在没什么目标地玩游戏，比如把几个旧玩具仔细排成一队。她九岁了，会长得像她的爸爸一样个子高，肤色黝黑。最近，埃德娜把她的连脚睡衣的脚根部分剪了，好给她更多自由——她穿什么都嫌小——可是伊丽莎白觉得她脚踝处多出来的那个兜兜挺好玩；另外，她挺有把握九岁的孩子不应该再穿那种睡衣了。“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她在门口问道。
“哦，还可以。”南希只是抬起头扫了一眼她的妈妈。“爸爸打电话了。”
“哦？”
“他说他下下个星期六要来看我，说他买了县中心上演的《潘赞斯海盗》的戏票。”
“嗯，那挺好的，”伊丽莎白说，“不是吗？”
接着埃德娜弯着身子，双臂张开进了房间。南希急切地一骨碌起来，她们站在那里拥抱了好久。“那就明天见了，甜姐儿。”埃德娜贴着这个孩子的头发说。
在伊丽莎白眼里，经常觉得一天最好的时候，是她终于一个人时，她端着一杯酒蜷坐在沙发上，高跟鞋给踢掉倒在地毯上。也许像这样一种完全理应如此的平和感觉，是生活本身最好的一部分，让其他都可以忍受。但她总是尽量去看得足够清楚，不去哄弄自己——自欺是一种病啊——所以喝了两杯酒后，她愿意承认这种独自度过的夜晚事实上是怎么样：她在等待电话响。
几个月前，她认识了一个不拘礼节、精力充沛、偶尔让人眼前一亮的男人，名叫贾德·莱昂纳德。他自己在纽约开了一家不大的公关公司，如果有谁把公共关系跟宣传混为一谈，他就会朝谁吼。他四十九岁，离过两次婚；他经常在野心、愤怒和酒精方面控制不力，伊丽莎白却爱上了他。她在他市里乱糟糟的住处过了三四个周末；有一次，他来过新罗谢尔这里，他们聊了好几个钟头，又是大笑，又是大叫，他就是在这张沙发上跟她亲热过。要他在第二天早晨南希醒之前离开时，他也乖乖听话了。
但是现在贾德·莱昂纳德几乎不再给她打电话，要么应该说在他说话连贯时，极少给她打电话，所以伊丽莎白开始一夜又一夜在这儿等。
电话终于响起来时，她正在沙发上打盹，刚刚决定让砂锅菜在炉子里干掉算了，她就在那里和衣而卧，管他的——但那不是贾德。
是露西·托尔斯，她的一个很欣赏她的朋友，那意味着至少要听一个钟头的破电话。
“……嗯，没问题，露西，”她说，“只用给我一秒钟时间让我打起精神，好吗？我刚才在打瞌睡。”
“嗯，好吧，当然；对不起，我可以等。”露西比伊丽莎白大几岁，如果说自欺是一种病，她则是到了病入膏肓的程度。她称自己“在房地产界”，那意味着她已经在本县好多家房地产公司工作过，可是她好像无法或者不愿意保住工作，经常很长时间闲着；她主要是靠她前夫每个月寄给她的钱生活。她有一个十三岁左右的女儿和一个跟南希一样大的男孩。她在社交方面——应该说是社交方面的矫饰才是——还有一些毫无根据的雄心，伊丽莎白觉得挺蠢。但是露西性格好，又能安慰人，她们已经做了好多年朋友。
伊丽莎白又倒了一杯酒，然后疲惫地坐下来拿起电话。“好吧，”她说。“我现在没事了，露西。”
“如果电话打得不是时候，对不起。”露西·托尔斯说，“但是问题是，我真的急着想告诉你我这个绝妙的主意。首先，你知不知道斯卡斯戴尔邮政路上那些房子？哦，我说的是斯卡斯戴尔，我知道，但那些房子没多少市场价值，因为是在邮政路上，你知道，所以大部分都用来出租，其中有一两座真的挺不错……”
主意是这样：如果伊丽莎白和露西把她们的资源凑到一起，就可以合伙租一座那样的房屋。露西觉得她已经完全选好了，不过当然伊丽莎白也得先去看看。会有足够的房间住下两家人，孩子们会每时每刻都喜欢那儿。省下来的钱，她们甚至请得起一个用人呢。
“哦，另外，”露西总结道，终于提到了实质的问题，“另外，我烦透了一个人过，伊丽莎白。你难道不是吗？”
那座房子挨着公路，即使在一九三五年，路上也早晚都有车来车往。房子本身样子巨大，在秋日下反着光。它是几种建筑风格和材料的杂烩：主要是仿都铎风格，但又有好几处是石头垒的墙，另外还有几面粉红色拉毛粉饰的墙，似乎建筑方案中有几个地方出了岔子，那些人不得不尽其所能收尾。租房中介承认也许看着不怎么样，但是那里收拾得干干净净，也挺“紧凑”，以那样的租金，当然划算。
入住那天，露西·托尔斯和她的两个孩子先到。那个女孩爱丽丝——她下星期就要上初中了——想让一切都尽可能漂亮，所以帮了她妈妈很大忙，把旧家具挪来挪去，布置得新鲜而“有趣”，以适合那些房间。
“拉塞尔，你别碍我事，好吗？”她跟弟弟说，她弟弟在一个包装盒里发现了一个旧的橡皮球，正闷闷不乐地在地板上拍。“他老是碍我事，碍我事，”爱丽丝解释说，“就在我想要——呃！”
“好吧。”露西·托尔斯生气地把头发往后一揽，露出前臂内侧，那里沾了一层家里的灰尘，上面有一道道干净的地方，已经干了，是上次洗手留下的。“亲爱的，你要是不跟我们一块儿干活，就最好出去，”她告诉儿子。“请吧。”
拉塞尔·托尔斯就把那个球塞进口袋，走过那条短短的野草横生、未经修剪的缓坡，走到公路边，无事可做，只是站在那儿看汽车。贝克家很快就会开着她们的旧福特车来，要么在她们搬家的小货车之前，要么是之后，他想好了让她们发现他在那儿也许会挺好，就像派驻在行车道上的一个彬彬有礼的哨兵。
拉塞尔在许多城镇住过，搬过很多次家，他一直不喜欢搬家，而这次新冒险是最没有什么指望的。自从他们都是六岁以来，他就偶尔被迫跟南希·贝克熟起来，可他一直躲着她，要么是她躲着他，因为他们都明白他们的妈妈才是朋友。现在，也许还有以后几年，南希的卧室和他的会在短短的同一条走廊上，只有一个卫生间；他们会一起吃饭，很有可能在其他的时候，也不会跟别人玩在一起。他们已被安排在三年级不同的班里，校长说过这样安排“明智”，但即使这样，肯定还有别的难处。要是他带学校里的谁回来（如果说他真的能交上朋友，他现在还不愿意去考虑），南希也出现在这座房子里，会完全不可能解释清楚。
那辆A型车真的靠过来并抖晃着拐上行车道上时，贝克太太先下来，要拉塞尔一直在那儿等小货车开过来，因为她拿不准司机知不知道是哪座房子。接着南希下了车，过来跟他一起等，她手里拎着一个行李箱和一个样子脏兮兮的小泰迪熊。她拿不准地微笑着，拉塞尔马上低头往地上看。贝克太太用脚踩熄一根香烟，费力地走向厨房门口时，他们两个显然都感兴趣地看着。
“知道这条路为什么叫邮政路吗？”他问，一边眯着眼往路上远处看。“因为它一直通到波士顿。实际上应该叫波士顿邮政路，我想叫‘邮政’，是因为他们顺着这条路送邮件。”
“哦，”南希说。“嗯，不，我原来不知道。”接着她把泰迪熊举起来说：“他叫乔治。从我四岁时，他就天天晚上陪我睡觉。”
“哦，是吗？”
直到那辆小货车慢下来好拐弯时，拉塞尔才看到它。不管怎么样，他还是用力挥手，可是司机没注意到，也不需要。
没过几周，南希·贝克就证明自己是个不可理喻的人。她性格倔强、爱生气，还特别爱哭。她那件连脚睡衣被剪开的脚部样子滑稽，她有颗抢眼的门牙难看地叠在另一颗上面，长在一个相貌一般、讨人嫌的小女孩的嘴里倒挺合适。她死乞百赖地缠着爱丽丝·托尔斯，甚至在爱丽丝委婉地一次又一次不鼓励她那样做时还是如此。（“现在不行，南希，我跟你说过。我在忙着呢。”）尽管露西·托尔斯偶尔正式努力过和气一点，但是好像也一直对她感到灰心。“南希不是个很——吸引人的孩子，对吗？”她有次沉思着跟她的儿子说过一次。拉塞尔不需要更多证据来知道南希有多么差劲，反正已经够多了：她自己的妈妈也好像认为她不可理喻。
有几个早上，托尔斯一家人吃早餐时，得尴尬地坐着听那对母女关上门在楼上吵架的噪音。“南希！”伊丽莎白会叫道，带着跟她有时候背诵爱尔兰诗歌时同样做作的调子。“南希！我对这一会儿都受不了。”从头到尾，还传来南希带着哭腔的声音。会有一两声重击和摔上门的声音，然后是伊丽莎白一个人穿着高跟鞋走下楼时格登格登的响亮声音。
“有时候，”她有天早上走进餐厅，咬着牙拉长声音说，“有时候，我希望那个孩子沉到海底。”她把自己的椅子拖出来然后坐下，那种气势，足以说明她挺高兴那样说了，而且还会再说。“你们知道这次是为什么吗？是鞋带。”
“您想来点什么吗，贝克太太？”那位黑人女用人问，她出现在这里，仍然会让大家感到吃惊。
“不了，谢谢，迈拉，没时间了。我只来点咖啡吧。我不喝咖啡的话，对自己的行为可不负责。嗯，一开始是鞋带，”伊丽莎白接着说，“她只有一条扁的和一条圆的鞋带，你们知道，她对那样去学校感到丢人。你们能想象吗？能想象出来吗？当美国有一半小孩还吃不饱肚子的时候？哦，那还只是开了个头。她然后又说她想念埃德娜。她想要埃德娜。所以谁能告诉我应该怎么办？我应该去新罗谢尔，去找到那个可怜的女人，把她带到这儿吗？再把她领回家里？另外，我想她现在在电子管厂上班——地方在哪儿，我完全找不到。”
伊丽莎白像喝药一样喝了咖啡，吃力地出门走到汽车那里。当时，爱丽丝和拉塞尔该去上学了，露西·托尔斯发现自己在卧室里有事要做。南希最后下来时，一个人都没看到，她什么都没吃，穿上外套，就急急忙忙从别人家的草坪之间走出去，穿过一道破损的栅栏，然后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郊区小路走到学校的那幢大楼，那里有位皱着眉头的老师会再给她记一次“迟到”。
但是现在拉塞尔·托尔斯还有更严重的麻烦，他发现自己作为家里的男性不足以应付，即便是象征性地。他身上毫无安静、自信及庄重可言。像南希一样，他也有可能可怕地发脾气、哭泣，甚至过程之中他就会感到羞愧。有天晚上他妈妈进了他的房间，说她要跟一个男人“去怀特普雷恩斯吃晚饭”时——那个人他以前只见过一次，是个大块头，秃头、红脸膛，叫过他“冠军”，他那时很可能就在楼梯脚听着，就要摇头称奇地知道了他是个多么离不开妈妈的男孩——拉塞尔把戏演足了。他装作瘫倒在地板上，似乎发脾气是种癫痫发作。接着他装作瘫倒在床上，他对自己的声音之尖厉也感到震惊。“你不能走！你不能走！”
“……哦，求你了，”露西说，“求你了，拉塞尔。听着，听着，我会给你带回一件好东西，我保证，你醒了后就会发现，那会让你知道我回来了。”
“……啊！噢！噢！……”
“求你了，好了，拉塞尔。求你了……”
第二天早上他惭愧地醒来时，发现枕头旁边有个小小的、做工很好的填充玩具，是一只小羊——给婴儿或者女孩子玩的玩具。他把这件玩具拿到靠墙的那个木箱子那里，里面放满了所有那些他长大后不适合玩的玩具，他把这一件放进去，然后盖上盖子。他是个离不开妈妈的孩子，一点不错，在这种时候，否认这一点似乎完全没用。
“你昨天夜里闹得真厉害。”当天晚些时候，南希跟他说。
“是啊。哎，我也听过你闹得很厉害。很多时候。”
他也许本可以加一句他甚至听到过哈里·斯奈德闹得很厉害，哈里比他们大一岁，可是哈里发脾气时，她没在场，所以很可能不相信，甚至根本不关心。
拉塞尔在学校还没有交上真正的朋友，他感到担心，可是哈里·斯奈德是隔壁的男孩，所以跟他轻松地形成了一种随便而聊胜于无的友谊。有一天，他们在哈里家的地下室蹲着专心玩很多锡兵，这时斯奈德太太来到楼梯前对着下面喊叫道：“拉塞尔，你现在得回家了。哈里得上来准备一下，因为我们都要开车去弗农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