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伦·马修斯跟他妻子和两岁的女儿搬来伦敦住时，担心过人们也许会纳闷他怎么无所事事。说他“靠富布赖特奖学金”没多大用，因为只有少数几个美国人知道那指的是什么，绝大多数英国人会一脸茫然或者配合地微笑，直到他解释一番，但甚至到那时，他们还是听不明白。
“干吗要跟他们说什么，”他的妻子会说，“关他们什么事？那么多靠私人收入在这儿生活的美国人又怎么样？”然后她继续在炉子或者水池或者熨衣板上干活，或者继续有节奏而动作优美地梳理她那一头长长的棕色秀发。
她是个眉清目秀的漂亮女孩，名叫卡罗尔，经常说自己结婚时太年轻了。没过多久，她就发现自己讨厌伦敦。这里又大又乏味，而且缺少人情味；你可以走路或者坐公共汽车一去好多英里，都看不到有什么好看的。冬天来了，也带来了刺鼻的含硫磺的雾，把一切都染成了黄色，还从关着的窗户和门渗进来，留在你的房间里，让你眯起来还流眼泪的眼睛更加难受。
另外，她和沃伦关系不融洽已经有好久了。他们可能都希望过搬到英国这一险举也许能把事情理顺，但是现在难以回想起他们是否那样希望过。他们吵架并不多——吵架属于他们结婚后更早的一个阶段——可是他们几乎从来不喜欢跟对方在一起，还有整天整天的时候，他们在那个收拾得井井有条的小小地下室房间里，几乎好像干什么都会影响对方。“哦，对不起。”每次他们笨拙地撞到一起或者挤到一块时，都会咕哝着说，“对不起……”
那套地下室房子是他们遇到的唯一一件好事：租金只是象征性的，因为房东是卡罗尔的英国籍姑妈朱迪思——一位举止文雅的寡妇，七十岁，独自住在楼上的公寓里，经常慈爱地跟他们说他们有多么“可爱”。她也非常可爱。唯一的不便——事先就认真商量过——是朱迪思需要使用他们的浴缸，因为她自己住的那里没有。她会早上不好意思地敲他们的门，进来，满脸带笑，嘴里不住地道歉，身上裹着一件长度及地的豪华浴袍。后来，她洗完澡出来，身上冒着腾腾的热气，那张漂亮的老人脸就像小孩子的一样，红扑扑、粉嫩嫩的，她会慢慢走进前面的房间，有时会逗留一会儿聊聊天，有时不停。有一次，她把手放在通向走廊的门把手上又停下脚步说：“你们知道吗，我们一开始这样安排住的时候，在我同意把这层分租出去时，我记得我在想，哦，要是我不喜欢他们该怎么办？现在，一切都这么棒，因为我对你们两个真的都特别喜欢。”
他们设法愉快而诚挚地回应了几句；她走后，沃伦说：“挺好的，不是吗。”
“是啊，挺好。”卡罗尔坐在地毯上，一边在努力把他们女儿的脚后跟塞进一只红色橡胶靴子。“别动，宝贝，”她说，“让妈妈省点事，好吗？”
工作日的每天，这个小女孩，凯西，去附近一家托儿所，名叫彼得·潘俱乐部。原来的想法是，这样能把卡罗尔解放出来，让她可以在伦敦工作，以便在富布赖特奖学金收入之外贴补家用，但是后来发现有条法律禁止英国雇主聘请外国人，除非能证明这个外国人能够提供英国申请人缺乏的某种技能，卡罗尔根本不能指望能证明类似的事。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还是继续让凯西去那家托儿所，因为她好像喜欢去，而且——尽管两位父母都没有明明白白说出来——因为让她整天不在家也不错。
这个特别的早上，卡罗尔想到即将可以跟她的丈夫单独在一起而心里挺高兴：她昨天夜里已经下了决心，就在这天，她要宣布自己决定离开他。事到如今，他肯定也会认可事情不对劲。她会把孩子带回家，回到纽约；等她们安顿下来，她会去找份工作——秘书或者接待员之类——开始自己的生活。他们当然可以通过写信保持联系，等到他靠富布赖特奖学金生活的一年结束后，他们可以——嗯，他们都可以考虑一下，到时间再讨论吧。
在凯西说着话、紧紧拉着她的手去彼得·潘俱乐部的一路上，以及一个人更快地一路走回来时，卡罗尔都在尽量刚好没出声地演习她要说的话；可是到了那时，却发现那一幕比她担心的容易得多。沃伦根本没有显得很吃惊——至少程度上没有达到也许会挑战或者削弱她的说法。
“好吧，”他一直沮丧地说，也没有正视她。“好吧……”过了一会儿，他问了个麻烦的问题。“我们怎么跟朱迪思说？”
“嗯，对，那点我也想到了。”她说，“如果跟她说实话，会很难堪的。你觉得我们可不可以说我家里有人生病，只好回家？”
“嗯，可是你的家里人就是她的家里人啊。”
“哦，傻话。我爸爸是她弟弟，可是已经去世了。她从来没见过我妈妈，不管怎么样，我爸跟我妈天晓得早就离婚多久了。没有别的途径——你知道——联系途径什么的，她永远都不可能发现。”
沃伦考虑了一下。“好吧，”他最后说，“可是我不想去跟她说。你去好吗？”
“没问题，当然可以，我去跟她说，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
这样问题好像解决了——除了他们分居这个更大的问题，还有怎么跟朱迪思说。但是那天晚上晚些时候，沃伦坐在那儿盯着烧煤气的壁炉里闪着蓝粉色相间光芒的灼热的粘土炉丝看了很久，之后他说：“嗨，卡罗尔？”
“什么？”她正在把干净的床单拍打、铺到沙发上，准备当天晚上一个人在那里睡。
“你觉得他会是个什么样的人，你的男人？”
“你什么意思？什么我的男人？”
“你知道的，就是你希望在纽约找到的人。哦，我知道他会在十几个方面都比我强，不用说，他也会比我有钱得多，不过我是说他会是什么样？他会长什么样？”
“这种话我根本不要听。”
“嗯，好吧，可是跟我说说他会长什么样好吗？”
“我不知道，”她不耐烦地说，“普普通通吧，我想。”
卡罗尔的船预定启航前不到一个星期时，彼得·潘俱乐部为庆祝凯西的三岁生日举办了一场派对。派对挺好，除了通常会有的抹肉酱以及果酱的面包，还有用“茶”时吃的冰淇淋和蛋糕，另外还有好多杯亮晶晶的液体，那是英国这里相当于“酷爱”[1]兑的饮料。沃伦和卡罗尔一起站在边上，对他们快乐的女儿微笑着，似乎是要向她保证无论如何，他们永远都会是她的父母。
“这么说你要一个人跟我们待段时间了，马修斯先生，”托儿所的负责人玛乔丽·布莱恩说。她身材苗条，烟抽得一根接一根，四十岁上下，已经离婚很久，沃伦有几次注意到她还不赖。“你一定要来我们的酒馆坐坐，”她说，“你知道富勒姆路上的芬奇酒馆吗？事实上，这是一家邋遢的小酒馆，不过很多挺好的人都去那儿。”
他跟她说他一定会去坐坐。
然后就到了启航那天，沃伦把妻子和女儿一直送到火车站，到了乘坐去码头火车的大门口。
“爸爸不走吗？”凯西问，显得很害怕。
“没事，亲爱的。”卡罗尔告诉她，“我们得暂时把爸爸留在这儿，不过你很快就会见到他。”她们快步走远，汇入拥上来的人群。
那次派对上送给凯西的玩具中，有一个是纸板做的音乐盒，前面有只快乐的黄色鸭子和一张生日卡，边上有个小摇把。转动这个摇把，音乐盒就会声音细细地演奏一段《祝你生日快乐》。沃伦当天晚上回到那间公寓后，发现了这个玩具，跟别的忘带的廉价玩具在一起，在凯西那张揭了床单的床底下。他在散放着书本和纸的写字台前喝威士忌时，玩了一两下；后来，他带着小孩一样无缘无故做什么试验的感觉，反方向转动摇把，慢慢地。他这样做开了个头，就发现自己停不下来，要么是不想停下来，因为它演奏出的那个细细的简单旋律让人想到世界上所有的失落与孤独。
嗒嘀嗒嘀嗒嗒
嗒嘀嗒嘀嗒嗒
他长得高，很瘦，总是觉得自己肯定有多难看，即使没人看他时——即使在他这辈子到头来独自坐着鼓捣一个纸板玩具，离家三千英里时。那是一九五三年三月，他二十七岁。
“哦，你这个可怜的人。”第二天早上，朱迪思下来洗澡时说，“看你一个人在这儿，真叫人难过。你肯定很想念她们。”
“是啊，嗯，只会有几个月时间。”
“嗯，那可真糟糕。难道没人可以说照顾一下你吗？你和卡罗尔难道不认识什么年轻人，可以让他们来陪陪你吗？”
“哦，当然，我们认识几个人。”他说，“可是我不想跟谁——你知道，我不是很想跟谁在一起还是怎么样。”
“嗯，那样的话，你应该走出去，认识新朋友。”
很快就到了四月一号，按照她的习惯，朱迪思去她在苏塞克斯的小屋那边住，她会在那里一直待到九月。她跟沃伦解释说她偶尔会回市里待几天，但是“别担心，我可以保证再下来找你时，一定会提前给你打电话。”
所以他就真的一个人了。有天晚上，他去了那家名为芬奇的酒馆，他隐隐有个想法，就是说服玛乔丽·布莱恩跟他一起回家，然后在他和卡罗尔的床上占有她。在人很多的吧台前，他找到了她，可是她看着显老，而且喝得醉醺醺的。
“哦，我说，马修斯先生，”她说。“过来跟我一起喝吧。”
“沃伦，”他说。
“什么？”
“人们叫我沃伦。”
“哈，对，嗯，这儿是英国，你要知道，我们这边的人都正经得要命。”过了一小会儿，她说，“我一直不是很清楚你是做什么的，马修斯先生。”
“嗯，我靠的是富布赖特，”他说，“这是美国的一种奖学金，提供给出国学生的。政府出钱，你——”
“对，当然了，美国很擅长搞那种事情，是吧。我应该能想象到你的脑袋肯定很聪明，”她扑闪着眼睛看了他一眼。“涉世不深的人经常是那样。”说完她缩了一下，做了个躲避一拳击来的动作。“对不起，”她马上说，“对不起我那样说。”可是她马上又眼睛一亮。“萨拉！”她叫道，“萨拉，快点过来见见年轻的马修斯先生，他想让别人叫他沃伦。”
一个高个儿漂亮女孩从另外一群酒客那里转过身对他微笑，一边伸出手，可是当玛乔丽·布莱恩说“他是个美国人”时，那个女孩的笑容僵在脸上，手也垂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