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五十七师来说，好像诸事不顺。这个师开赴海外后，正好赶上在突出部战役[1]中遭到重创；在太快补充了大量兵员而实力加强后，先是在法国东部，然后在德国浴血奋战——一直表现得不算糟糕，但也不是特别出色——直到战争在五月份结束。
到了那年七月份，在作为占领军那段服役期开始完全有望成为他们这辈子最美好的时光时——当时德国的单身女孩极多——倒霉的第五十七师全体官兵被装上货运列车拉回法国。
他们中间有很多人纳闷是不是因为自己是平庸的士兵，所以受到这样的惩罚。百无聊赖地坐在货车车厢里时，有人甚至讲出了这个疑问，直到有人让他们闭嘴。他们的目的地那边，没多少指望会有人欢迎或者得到什么慰籍：当时的法国人出了名地讨厌美国人。
拉着整支部队的这趟列车终于停在兰斯（根本没人想去学会这个地名应该怎样发音）附近一片阳光照耀的野草地时，那些人下了车，吃力地把他们的装备抬上汽车，然后把车开到他们新的居住地——这个营地，由几天前匆匆支起来的一座座深绿褐色帐篷组成，一座能住一个班。他们得到通知，要往平纹细布的床垫套里塞满专门为此提供的一团团禾秆，把他们未装子弹的步枪枪口朝下架到他们的帆布床的木头床腿交叉处。亨利·R. 威多斯上尉——他态度粗暴、爱酗酒，是C连的连长——第二天早上把什么都解释了，当时他手下的人在本连指定区域的草地上（草长得深，已经变黄）集合，他对他们讲话：
“照我的理解，”他开始了，一边紧张地小步子来回走着，那是他的特点。“这儿就是所谓的重新安置营地。这一整片地区建了很多这样的营地。他们会根据积分方案把人从德国调回来，拉到这些营地，再安排他们回国。我们要做的，我们要做的是那什么，安排。我们在这儿一时半会儿走不了。我不知道我们有什么职责，很有可能是供应和文书工作，我想。我一有更多消息，马上会通知你们。就这样。”
威多斯上尉曾被授予银星勋章，因为去年冬天，他在齐膝深的积雪中，率领士兵发起了一次进攻，为他赢得了绝佳的战略优势，但是让自己一个排的人死伤近半。甚至到现在，连队的人还是怕他。
他们到了这个营地过了几星期后——当时他们塞草的床垫已经睡平，因为露水，他们的步枪上面有点点锈迹——有座营房里出了件好玩的事。一个名叫迈伦·费尔普斯的下士（他三十三岁，但是显得比实际年龄老得多，入伍前是个煤矿工人）仔细弹掉一枝从陆军消费合作社买的粗雪茄的烟灰后说：“哈，我希望你们这些小孩子别谈论德国了。我听够了说德国、德国、德国。”然后他伸了伸腰，让他那张不结实的帆布床在不平的地上晃了两晃。他一只胳膊垫在头下面，以表示那是个平和的世界，另一只胳膊懒洋洋地借助雪茄来比划。“我是说就算你们在德国，又他妈会干吗？呃？你们会去睡女人，睡女人，得上淋病、梅毒、睾丸肿，就这些，你们还会灌很多烈酒、啤酒，变得没力气，身材走形。对吧？对吧？嗯，你要是问我，在这儿要好很多。我们有新鲜空气，有地方住，有食物，有纪律。这才是男人的生活。”
一开始，大家以为他开玩笑。好像至少过了五秒钟——这段时间，他们目瞪口呆地看着费尔普斯，然后面面相觑，之后才爆发出第一波哄堂大笑。
“岂有此理，费尔普斯，‘男人的生活’，”有人叫道，另外有人喊道：“费尔普斯，你是个混球，你一直是个混球。”
这番攻击之下，费尔普斯挣扎着起来；他的眼睛和嘴巴露出了愤怒，让人同情，他的两边脸上，都有一块块尴尬的粉红色。
“……你那操蛋的煤矿呢，费尔普斯？那也是‘男人的生活’吗？”
他显得无助，努力想说什么，却没人听，很快他显得可怜。他的脸上显然说明他知道“男人的生活”这样的话如今会传遍别的帐篷，引发一阵阵哄堂大笑，只要他还在这个连队，这件事就会一直纠缠着他。
一等兵保罗·科尔比跟别人一起大笑，但笑声未歇就离开了帐篷，他要按照那天下午约好的时间去见威多斯上尉。他身后的笑声降低了，停息了，可是他没感到什么可惜。可怜的迈伦·费尔普斯这家伙之所以被提升为下士，是因为他是突出部战役后他们排仅剩的两人之一。如果他再继续闹笑话，几乎可以肯定他很快就会被降职。
还不仅仅是这样。无论保罗·科尔比是否愿意向自己承认，他至少同意费尔普斯那惊人之语中的一方面：在草地帐篷里这种简单、有秩序以及无所事事的生活，他也开始喜欢上了。在这里，完全不用去证明什么。
科尔比是去年一月份在比利时加入这个连的众多补充兵员之一，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他经历了自豪、恐惧、疲劳和气馁几个阶段。他当时十九岁。
科尔比走进作为连部办公室的那座帐篷里，走到威多斯上尉的办公桌前，立正，敬礼，然后说：“长官，我申请休探亲假。”
“休什么？”
“探亲——”
“稍息。”
“谢谢，长官。是这样，在国内，如果你家里有事，有时候就可以休探亲假——如果有人去世，或者有人病得很厉害或者类似的情况。现在在这里，因为战争已经结束，他们允许休探亲假，仅限于去看望住在欧洲的直系亲属——我是说不一定得生病还是怎么样。”
“哦，是吗？”威多斯说，“对，我想我读到过。你在这边有亲戚吗？”
“是的，先生。我妈妈和我妹妹住在英国。”
“你是英国人？”
“不，长官。我是密歇根州人；我爸爸住在那里。”
“嗯，那我就不明白了。你怎么会——”
“他们离婚了，长官。”
“哦。”威多斯皱了一下眉头，显然他还是不太明白，不过他开始在一个拍纸簿上写字。“好吧，呃，科尔比。”他最后说，“现在，你把你的——你知道——在这儿写上你妈妈的名字，还有她的地址，我会让人把其余的破事安排好。办成了就会通知你，可是我最好跟你先讲一声，这里的文书工作乱七八糟，我想你最好别抱太大希望。”
所以科尔比就决定不抱太大希望，那稍微减轻了他的良心压力。十一岁以来，他就没有见过他的妈妈和妹妹，现在对她们几乎一无所知。他申请休假，主要是出于一种责任感，另外因为好像也别无选择。可是现在有了两种可能性，好的是这两方面都非他所能控制：
顺利的话，也许得经历过分讲礼貌和有着假笑及难堪沉默的十天。这段时间，她们都装作他不是个陌生人。也许会慢慢去游览伦敦，打发掉整个下午；她们也许会想让他看看要做的“典型英国事情”，例如吃用报纸拧着裹起来的炸鱼和薯条，要么去做英国人所做的其他典型的英国事情，会一再用表情来说明一切都多么好，大家却都在心里数着日子过，直到结束。
如果请不到假，也许他再也不会见到她们；不过话说回来，很多年前他就让自己无奈地接受了那一点，当时这件事要重要得多得多，事实上，失去她们在当时几乎不可忍受。
“嗯，你妈妈是那种聪明的英国女孩，她们来到美国，以为街道上都铺着黄金。”保罗·科尔比的爸爸跟他解释过，解释过好多次，经常同时手里端着一杯酒在客厅里走来走去。“所以我们就结婚了，你和你妹妹出生了，然后很快，我想她开始琢磨，哎，这个国家的美好承诺呢？幸福快乐在哪里呢？黄金在哪儿呢？你明白我的话吗，保罗？”
“当然。”
“所以她开始变得不安分——妈的，她变得不安分，不过这方面，我就不跟你说了——没过多久，她就想离婚。嗯，好吧，我想，那都是注定的，可是接着她竟然说：‘两个孩子跟我。’我跟她说：‘等一下，’我说，‘稍等片刻，英国女王小姐，咱们得讲公道。’”
“嗯，幸运的是，当时我有个好朋友，厄尔·吉布斯，厄尔是个顶呱呱的律师。他跟我说：‘弗雷德，在争夺监护权上，她根本没什么好理由。’我说：‘厄尔，只管把孩子给我要来。’他就去努力。厄尔尽他所能帮我，可是你要知道，你妈妈搬到了底特律，把你们两个都带到了那儿，所以也不好办。有一次我去那儿领你们俩去看球赛，可是你妹妹说她不喜欢棒球，反正那天也感觉不是很舒服——天哪，那样一件小事能带来多少痛苦！所以那天只有你跟我去了布里格斯体育场看老虎队比赛——你还记得吗？你还记得吗，保罗？”
“当然。”
“然后我带你回到这儿跟我住。哼，你妈妈大发雷霆。只能这么说她。她完全不可理喻。她已经给你们三个人买了去英国的船票，你要知道，她开着那辆普利茅斯牌小破车来到这儿，她甚至还不会开车呢。她一上来就大喊大叫，说我‘绑架’了你。你还记得吗？”
“记得。”
“嗯，那个下午过得很要命。厄尔·吉布斯和他太太当时正好在我这儿，可以说挽救了那一天——要么说挽救了一半，我想。因为我们刚刚一起努力让你妈妈安静下来，厄尔就走到她跟前，跟她聊了很久。最后他说：‘维维安，往好的一面看，适可而止吧。’”
“所以你看，她没办法，就开着那辆破车走了，你妹妹在她旁边，我想几星期后，她们就到了伦敦，就那样了。就那样了。
“嗯，可是我现在说的意思是，保罗，到头来，事情还差不多算是圆满吧。很幸运的是，我遇到了你的继母，我们很般配。谁都能看得出我们很般配，不是吗？至于你的妈妈，我知道她跟我在一起从来不快乐。当一个女的跟他在一起不快乐时，任何一个男的，保罗——任何一个男的——都应该知道的。管他的，人生苦短啊。我早就原谅她是我妻子时带给我的痛苦了。只是有一件事我无法原谅她，永远不能：她带走了我的小女孩。”
保罗·科尔比的妹妹玛西娅几乎正好比他小一岁。五岁时，她教他怎样在洗澡水里吹一连串泡泡；八岁时，她踢翻了他的电动火车，那是想说服他纸娃娃更好玩，也的确是这样；之后一年左右，他们一起吓得发抖地互相挑战，看谁敢从一根高高的枫树枝上跳下去，他们跳了，但是他永远都会记得是她先跳。
那天下午，当他们的父母在客厅歇斯底里吵架和那位律师大声请他们有话好好说时，他从家里看着玛西娅，当时她在那辆普利茅斯牌汽车的副驾驶位上等，车停在行车道上，上面溅了一层泥巴。因为他很有把握没人注意到他不在，他就出去看她。
她看到他过来时，摇下窗户说：“他们究竟在里面干吗？”
“嗯，他们在——我不知道。很厉害——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在干吗，不过我想会没事的。”
“是啊，嗯，我也是这么想的。只是你最好进去吧，保罗，好吗？我是说我想爸爸不想看到你来这儿。”
“好吧。”他走回屋里时，停了一下扭头看，他们羞怯地很快互相挥了挥手。
刚开始，经常能收到来自伦敦的信——玛西娅匆忙写的快乐的、有时傻傻的信和他妈妈写的认真而越来越不自然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