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我出院了，不过先得让一位温和而显得尽职尽责的医生就充足的营养和正常的作息时间给我上一课。“你体重不足。”他解释道，好像我不知道似的，好像我这辈子里，长得皮包骨头并非一直是个带来尴尬的可怕根子。“你患过几种肺病，你总体上的身体状况说明你容易患上肺结核。”
我带着盛洗漱用品的脏兮兮的牛皮纸小袋子坐地铁时，不知道怎样对待那句话，可是我知道这件事只能先放一放。眼前——而且是天晓得往后有多久——还有别的麻烦。
最可怕也是能想到的最糟糕的麻烦出现在一两个月后，那是一个暖和的夜晚，在艾琳的住处，当时她说她想跟我分手。我们“谈情说爱”（那是她的用词）有一年了，好像根本没什么前途。她说她“还对别的男人感兴趣”，我说“什么别的男人？”时，她望向别处，回答得像谜一般，那告诉我这次架我是吵不赢了。
我知道我有一点占理——她不认识别的男的；但是她也有一点很占理，那就是她想要再次孤独的自由，在她的电话旁边等待的自由，直到有人邀请她去一个地方，那里会有别的男人，然后从几个候选人中，她会挑选出一个。很可能比我年龄大，相貌更好，穿着更好，银行里有点钱，对自己的生活方向有想法，当然他也不会有一位妈妈在身边。
所以就结束了。有一阵子，在带着观看悲剧的眼光衡量自己的情形时，我想我很可能会死。我还不到约翰·济慈[4]的年龄，他也是个营养不良的肺结核患者，可是另一方面，我尚未有什么资格自称天才，所以我的死，很有可能唯其默默无闻而更让人伤心——一个英年早逝的年轻人，一个无名战士，也许除了一个女孩，从来无人哀悼。
可我还是按说要每天八个钟头为合众社苦心撰稿，乘地铁，留意我在街上到底往哪里走，没过多久就会发现，你先是得活着，然后才能做这种事。
有天晚上我到家时，发现我妈妈几乎压抑不住为什么事情而快乐，得跟我说说。有一阵子，我看着她的脸，心里涌上了不合理的希望，还以为好消息也许是她找到了一份体面的工作，但不是这样。
“钢笔与画笔”俱乐部要举办一次晚会，她说，然后是开派对。这个俱乐部的每类成员都要唱首幽默歌曲或者演个小品什么的，她被选中代表雕塑家那群人出节目。
当时收音机上在播一首愚蠢的广告歌，给香蕉做广告。一个带着南美口音的女孩会出来按照拉丁风格的节奏唱道：
我是奇基塔香蕉，我——专门来提一提
香蕉长熟得以某种方式……
下面是我妈妈的戏仿，是为了逗乐“钢笔与画笔”俱乐部的女士，她两眼放光，在我们那个破旧家里的地板上，她敏捷地小幅度跳来跳去表演给我看：
噢，我们是雕塑家，我们——专门来提一提
你们对待雕塑家得以某种方式……
她当时五十七岁，我经常想到她疯了——自从我记事起，就一直有人说她疯了——但是我想必定是那天晚上，要么是后来没过多久，我决定脱身。
我从银行借了三百块钱给了我妈妈，解释说全部由我来还，并费了好一番口舌告诉她，她得自力更生了。
然后我赶快去了艾琳的住处——赶快，好像是害怕“别的男的”也许会先到——问她愿不愿意马上嫁给我，她说愿意。
“我们俩挺滑稽的，”她后来说。“我们一点都不像，我们事实上共同兴趣什么的一点都没有，可是当然有种——化学的亲和力，不是吗。”
“是啊。”
好像单单凭着化学亲和力，在格林威治村边上邻近码头安静地方的一间破旧公寓里，我们挨过了一九四八年的夏天。
有时，我妈妈会又是低声下气、又是迫切地向我借二十块、十块或者五块钱，直到我和艾琳开始害怕电话响。后来没过多久，她开始接近自力更生。她当时在以打零工方式，给百货商店做人体模型的头部，在家里工作——至少不再受雇于哪间工厂——可是她想让我知道她也许很快就会有一件好得多的事。她打听到全国女艺术家协会准备请一个人负责办公室以及公关事务。那样的工作不是很棒吗？没有要求这人得会打字，真是走运，但问题是她们很可能想让她做一段时间志愿者，然后才给她开工资。如果她得几个月时间在那里全职工作而没有钱拿，她又怎么去制作人体模特的头部？到头来事情总是不会圆满，那不算讽刺吗？
没错。
那年秋天晚些时候，我被合众社炒掉了，因为总体上的不称职，我想，不过在寥寥几句亲切的炒人谈话中，没有提到这个词。接下来紧张地过了几个星期，直到我在一份工会报纸那里找到一份工作。后来春天时，雷明顿·兰德公司雇用了我，在那个玻璃围起来的乏味的小格子间里，我跟丹·罗森塔尔一起偷懒、聊天的阶段就开始了。
我一旦认识到不能跟他讲太多关于我自己的事，我们就相处得挺好。对我来说，很重要的是要取得并维持他的好看法。
他说的话有很多是关于他的家庭。他跟我说他的爸爸是个男装制衣业中的裁衣工，“在自学方面，做出了很多成绩”，可是接着又说：“哈，妈的，说这种话，根本免不了会贬低那个人。你心里会形成一幅画面，一个滑稽的小个子整天趴在一台机器前面，然后整晚谈论克尔凯郭尔。我根本不是那个意思。知道吗？如果你跟某个人关系亲密，如果你爱一个人，你想解释，却只会让自己大出洋相。我说起我妈妈时，也是这样。”
他为他的弟弟菲尔极感自豪，他当时在市里几所高中那里，是有名的天才学生。“他是我订的，”他有一次说，“我七岁时，我跟我的父母说我想要一个小弟弟，不允许他们说不。他们别无选择，就为我生了个小弟弟，那样挺好，可是问题是，我当时没意识到还要再过几年，才能跟他玩，跟他说话，教给他什么东西，当时跟他什么都做不了，那让我难以接受。尽管这样，从他六岁左右开始，我就没多少可以抱怨了。我们家里买了架钢琴，才学了几个月，菲尔就弹起了古典音乐。我不是开玩笑。该上高中时，市里最好的学校任他挑。他在女生面前仍然很腼腆，我想他担心这一点，可是女生在他面前，可是他妈的一点都不腼腆。破电话每天晚上都响，女生，只是打电话跟菲尔聊一会儿。噢，这个混蛋，这孩子条件好得很呢。”
有几次，丹说他想他差不多准备搬出来自己住，他试探地问起我格林威治村内各处的房租水平，可是这些计划根本没有暗示他跟他自己的家人有什么矛盾。好像更应该这么说吧，考虑到他的年龄和所受的教育，他觉得人们如今会认为他应该搬出来，他想做应该做的事。
后来有一天早上，他打电话到办公室找我，他的嗓音因为震惊和睡眠不足而沙哑，他说：“比尔吗？听着，我会有几天不上班，我不知道会有几天。我爸爸昨天夜里去世了。”
他回来上班时，脸色很苍白，好像缩小了一点。他在咕哝上班的麻烦事时，说了很多个“他妈的”；后来过了一星期左右，他想跟我谈谈他爸爸的一生。
“你知道裁衣工是干什么的吗？”他问，“嗯，他整天操纵一台小机器。那台机器有一个自动刀片，可以说有点像是竖锯；操作的人拿着也许有二十五层衣料——法兰绒或者精纺毛料或者不论刚好是什么料子——他根据某种式样，比如袖子或者翻领或者外套口袋，操纵刀片把整摞料子切来切去。到处都有绒毛，钻到你的鼻子，进到你的喉咙，整个一辈子都生活在他妈的绒毛里。你能想象一个很聪明的人——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干那种活干了三十五年吗？除了他从来没有被培训过从事别的任何职业，没有比这更好的理由，你想象得到吗？啊，要命，足以让你他妈伤透了心。五十二岁。”
丹那年夏天抽起了雪茄，他的衬衫口袋里总是装有好几根，埋头工作时，嘴里总是叼了一根抽。在我看来，他并不是真的很喜欢抽——雪茄不时会让他咳上一阵子——可那似乎是他为进入愚钝而未老先衰的中年生活的准备工作的一部分，他在二十五岁时，就让自己进入了那种生活。
“你知道我跟你说过的办公室里的那个人吗？”有天晚上我跟艾琳说。“那个画画的？丹·罗森塔尔？我想他在练习怎样当一个老年人。”
“哦？你什么意思？”
“嗯，他变得很——哈，我没法解释。我甚至拿不准我是不是说得对。”
她也很少能跟我解释关于她的办公室里人们的什么事。我们的谈话经常转而承认我们根本拿不准我们是不是说对了，接下来会是沉默，直到为什么事情吵起来。
我们不是理想的一对。现在觉得，我们结婚时太年轻，结婚的原因我们现在都觉得不够充分。有时，我们会愉快地聊很久，像是要证明我们是好伴侣；然而即使在那时，她说话中一些矫揉造作的地方仍然让我感觉不自在。她不说“是啊”，而是说“西啊”，经常是在香烟的烟雾中眯着眼睛时；她还说“如常”——我想那是会计部门的风趣话——不说“一切”，而是经常说“全体”，那是聪明而讲究实际的纽约秘书的用词，而她只允许自己成为那样的人。
嗯，几乎一直是这样。在之前一年冬天，让我大吃一惊的是，她去新学校[5]报名上表演课。到家后，她会上气不接下气地谈到所学的东西，很急切地想谈，根本不带任何秘书腔；那是我们在一起最好的时光。那些个夜晚，谁都不会猜到这个可爱的戏剧艺术学生每星期四十个钟头，都是在一家名为博特尼工厂的纺织厂里辛苦工作。
新学校那个学年结束时，她上的那个班上的全体学生在第二大道上一间灰扑扑的旧剧院举行了演出，观众主要是他们的亲戚朋友。有选自大家熟悉的美国戏剧中有两三个角色的一幕，其他学生选择独自表演，就像艾琳那样。她挑选的，是轻松但并非没有分量的一段——是一段较长、微妙而自成一体的独白，来自埃尔默·赖斯的《梦幻女孩》——每个人都跟她说她的表演及独白很棒。
那天晚上她表演得很出彩，以至于新学校为她提供了第二年的奖学金。这时问题出来了，她考虑了好几天——她在公寓里削土豆或者熨衣服时久久不出声——然后宣布她决定拒绝这份奖学金。上了一整天班后晚上再去上学就太累人了。哦，这一年还不错，挺有“意思”，可是继续上就傻了：即使免费，也会在其他方面花很多钱。况且，没人能通过这些无足轻重的成人教育课程，在表演方面学到很多。如果她真的想学——在任何专业意义上——她都得去全日制学习，而那当然不可能。
“为什么？”
“你什么意思，‘为什么’？”
“嗯，天哪，艾琳，你不需要那份工作，你明天就可以把那份破工作辞了，我能负责——”
“哦，你能负责什么？”她转身面对着我，两个小拳头架在屁股上，这种姿态总是意味着我们要大吵一架。
我爱那个只想告诉我“戏剧”事情的女孩，爱那个表演完《梦幻女孩》中的一幕后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平静而羞涩地站在那儿的女孩，而不怎么喜欢博特尼工厂那个可靠的打字员，不喜欢那个不情愿削土豆的人，不喜欢在熨衣板前皱着眉头证明我们有多么贫穷的那个动作缓慢、疲劳的女人。我绝对不想娶任何一个会说“哦，你能负责什么？”的人。
没错，那次吵得很厉害，一直吵到把邻居都吵醒了，也未能解决，而我们以前吵得最厉害时，都没有这样过。到那时，我们的生活，似乎全是磨损的神经和未愈合的伤口；我想那年夏天我们就有可能分手，而且这样可能一劳永逸，如果不是我们得知艾琳有了身孕。
听到有个孩子即将出世，丹·罗森塔尔从制图板前快乐地站直身子跟我握手。然而那个简短的仪式后，我们又都坐下时，他若有所思地瞄着我。“你怎么可能当爸爸，”他问，“当你看上去还像是个小孩的时候？”
之后不久的一个周末，在秋天刚冷下来的一天，我出门在河边一块空地上收集碎木头。我们住的公寓楼年久失修，不过我们有一座“管用的”壁炉。我只挑选能劈成适合壁炉大小的柴火的木板，我收集够烧几天的之后，就把木板扔过围着空地的高高的铁丝网。从远处看，那圈铁丝网也许难爬，可是松松垮垮的地方够多，挺容易就有地方踩。我爬上去翻过来，刚刚跳到街上，就看到丹·罗森塔尔在向我走来。
“哎，”他说，“你爬过那道铁丝网，动作挺漂亮嘛。你看上去动作很敏捷。”
那话说得令人愉快。我记得还感到高兴的是，他看到的我上身穿着一件旧的部队野战夹克，下身是蓝色牛仔裤。他穿着套装、打着领带，还穿了件样子新的轻便大衣。
我们抱着木头走回那幢公寓楼时——丹也抱了一部分，小心地不让木头碰到他的外套——他解释说他这天来市里看望一个在库珀联合学院认识的朋友，发现自己有几个钟头时间，所以刚才在格林威治村里走了走。他希望我不介意他顺路来看看。